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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荷波
  • 2015-01-28 来源:鼓楼区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
  •    一

      王荷波,原名灼华,化名满玉纲、彼得洛夫、汪一喜,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府里东廊顶。父王犹允,原籍山西太原,清末在福建布政司衙门当书办,职微俸薄,难以养家湖口。王荷波小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就到闽江边石船馆拣石子,挣钱帮贴家用。1901年,他的母亲病故不满百天,他便离乡背井到江苏江阴投靠在海军鱼雷营当营长的姨父,经姨父介绍到海军里当水手。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他又离开江苏来到东北,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后来,又进入关内,由华北辗转来到华东。

         1916年夏,王荷波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不久,娶妻成家。浦镇机厂车辆修理厂,建于1908年春,虽是中英合资,但一切权力全为英方所操。英籍厂长奥斯顿和总监工布拉克在厂内耀武扬威,为所欲为;中国工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要忍气吞声,毫无自由地生活劳动。看着这些令人痛心的现实,王荷波心中燃起仇恨的火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王荷波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逐步认识到唯有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串连,给浦镇工人以很大的影响,王荷波便在这期间投身工人运动。6月7日,北京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人民激于义愤,罢市一天。次日,王荷波参与组织浦镇机厂工人赴南京支援罢工、罢市的行动,由于反动军阀的重重阻挠,队伍渡江不成。王荷波愤慨地说:“工友们!耻辱不能忍,亡国奴的日子不能过,我们要抱成一团,和全国人民一条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江已被军阀封了,他们架着枪不准我们过去,我们就在浦镇游行!”他带领着怒火满腔的工人们在浦镇南门街举行了一场声援南京人民的示威游行。

      浦镇机厂工人对奥斯顿和布拉克定下的动辄罚款、开除的苛刻条例早就十分不满。1920年5月,布拉克又下令拆除厕所,不让工人在上班时间大小便,这就更加激起工人们的愤怒。王荷波对大伙说:“英国人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经过商议,工人们决定举行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取消所有罚款制度、重建厕所、普遍加薪一成、布拉克要赔礼道歉等四项复工条件。布拉克发了慌,急电报告机务处。第三天,机务处一个姓蔡的处长赶到,要求工人派代表谈判。王荷波作为谈判代表之一,在聚于门外的几百名工人的助威壮胆下,与蔡某、布拉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在谈判中加上了“罢工三天中工人的工资照发”的新条件。蔡某、布拉克慑于工人的声威,被迫全部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当时,浦镇机厂还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渐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光靠结拜几个兄弟是不行的。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着手筹组工会,并注意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那一年,有一个工头想侵吞工人的年终“花红”(年终双薪)。王荷波找他理论:“我们工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年关时节发一点‘花红’,完全是劳动应得。你们衣食富足,不干活,不流汗,还想刮工人的油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工头抵赖不过,只得答应给工人发“花红”,但又一再拖延,实想分文不给。眼看年关一天天迫近,王荷波识破了这个工头的诡计,领着七八十个青壮工人冲进工头的家。工头见势不妙,只好硬着头皮给工人发了“花红”。经过几次有成效的斗争,工人们对建立自己的组织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了。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工会正式成立,王荷波被选为副会长。这一天,正赴上他的妻子分娩,他无暇分身,只好委托工人的家属代为在家照顾。当他开完会回家时,妻子已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孩,他高兴地把这女儿取名为“职工”。

      王荷波满腔热诚地担负起工会的领导工作,不久,又被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工会时刻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注意教育工人懂得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兴办了工人浴室和工人夜校,把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资本家和工头作斗争。那时,英国人为了蒙骗工人,每年也给工人加点工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绝大多数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一天天在下降。对此,王荷波有着切身的感受,因而深知工人生活的痛苦。他代表工人向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御寒棉衣等11条要求,可是路局一直置之不理。一个星期日,他带领浦镇机厂的几十名工人,趁津浦铁路特别快车进站之时,卧轨请愿。武装护路队长下来驱赶,他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们生活有倒悬之急,交通部不能坐视不理。”铁路当局为了不误火车正点,答应让工人派代表进京谈判。王荷波义不容辞地负起工人的重托,决定只身前往北京。工人们见他御寒衣单,暗地里凑钱为他买了一件皮毛大褂。临行时,他感激地说:“弟兄们,我带着你们的心愿,穿上你们送的寒衣,浑身充满力量。此去决不辜负大伙的重托!”到北京后,他进入交通部直接找交通总长叶恭绰。面对叶恭绰及其谋士的百般刁难,他大义凛然,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军阀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他带着工人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北京返回浦镇。这一天,浦镇站就象过传统节日一样的热闹,广大工人及其家属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回厂后,王荷波依靠工会监督路局兑现11条条件,办起了合作社和崇意学校。浦镇机厂的工会更加兴旺起来了。

      二

      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由徐州来到浦镇开展工作,不幸被当地的“交通系”人员所获,几遭毒手。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解围。从此,王荷波与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发生了联系,经常到北京大学亢慕义斋汇报、讨论工人运动问题。1922年春,王荷波率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北方分部派了共产党员王振翼(王仲一)到浦镇机厂协助王荷波开展工会活动,开辟党的工作。当年6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不久,中共浦口党小组成立,由王振翼和王荷波负责。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很快便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建立起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连搬运工人也要求加入铁路工会,王荷波为了团结更多工人一起斗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收他们入会。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我们铁路工人、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

      王荷波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他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有时忙到深夜,每晚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他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深得群众的信赖。工人们亲昵地称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为“王胡”。当他40岁诞辰时,工人们送他一块大红匾,上题“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抬着它敲锣打鼓地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表达了对王荷波的崇敬和爱戴。

      这一时期,王荷波活动在津浦路上,经历了许多风险,先后组建了徐州、济南、天津三大站的铁路工会。有一次,他带着紧急任务,从南京北上济南。火车刚过浦口,他从小报上看到反动军阀通缉他的消息,即冷静地找工人商量应急办法。工人们把他化装起来,再把他藏在列车员工作间的一个香烟柜里。列车进入徐州站时,反动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车上车下整整搜查了4个小时,结果毫无所获。

      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有2000多工人参加的罢工,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这次罢工使津浦路南段火车停止通行,反动军阀政府惶惶不安,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新的胜利。1月底,王荷波离开浦镇,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去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月31日,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及来宾纷纷抵达郑州。2月1日,帝国主义走狗、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驻郑州第14师师长靳云鹗派重兵阻挠会议的召开。王荷波与代表们一致表示在敌人的武力威胁面前决不退缩,就是有生命危险也要如期开会。上午8时,各地代表和来宾从郑州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反动军警的刺刀,勇敢前进。10时多,大会在普乐园剧场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布正式成立。不多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就带领大批军警冲进会场,大会被迫停开。接着,反动派又封闭了郑州会所,封锁代表住宿的旅馆,不许代表们自由行动,并勒令代表限期出境。在这危急的情况下,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李震瀛等连夜召集党员代表开秘密会议,宣布三点决定:(一)各地代表、来宾立即离开郑州;(二)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三)2月4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呼吁全国工人阶级与各界同胞起来声援。会议一结束,王荷波马上到郑州西关外钱塘里姚家大院,向各路代表作了传达,要求大家坚决执行决定。翌日清晨,王荷波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地传达会议决定,组织津浦路沿线工人响应京汉铁路大罢工。

      王荷波赶回浦镇后,于6日夜召开党团组织秘密会议,介绍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情况,决定抓住南京港务处长吴梦兰无故开除工人李金台的事件,发动浦口、浦镇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他强调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声援阶级弟兄的政治性大罢工,一定要严密组织,保证胜利。7日晚上,他发动工人首先瘫掉252号机车,堵住机务段的总道岔,阻拦机车出库,造成罢工之势。8日上午,浦口站乱作一团,机务段长张殿气急败坏。不料,这时恰好266号机车牵引着一列煤车从蚌埠方向开到浦口,张殿捞到了救命稻草,急让这台机车牵引着客车北上,并派十几名武装警察随车护卫。事态一时变得十分紧急。列车刚开出浦口站,浦口工人就打电话将情况告诉了浦镇机厂。王荷波当机立断,决定拦车,即刻率领几百名工人冲到了浦镇车站南首。他手执红旗,站在路轨中间,看着快速逼近的列车,发出了命令:“坚决不让火车过去!”老工人鲍三立即脱下大衣,扑向冰冷的钢轨。紧接着,几十成百个工人一拥而上,卧在轨中。机车被迫停下了。与此同时,浦口港务所的工人也将南岸所有的船只开到北岸,并卸下船上机器的重要零件。顿时,浦口、浦镇的水陆交通全部陷于瘫痪。南京军阀头子齐燮元对工人的罢工极为恼怒,下令驻浦镇东门老营盘的1000多官兵出去弹压。王荷波早已估计到军阀可能采取镇压的手段,预先作了周密部署,2000多工人严阵以待。敌人见偷袭不成,便狡猾地让第四混成旅旅长吴洪赞带着绰号“刺李”的车务处长前来,说是要找王荷波问话。正当工人纠察队长买雨田出来答话时,一伙荷枪实弹的士兵趁机向工会冲击,但立即被早有准备的工人围困住了。工人们英勇机智的斗争吓坏了吴洪赞和“刺李”,2人只好同意到工会办公室谈判。谈判中,王荷波义正辞严地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并提出撤掉吴梦兰职务,恢复李金台工作,增加工人工资一成,年终“花红”提前发给,保障工人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要求。敌人迫于形势,只得答应了工会的要求。这时,王荷波已得到“二七”惨案发生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他果断地决定复工。事后,尽管反动当局并没有全部履约,但这次斗争毕竟迫使反动当局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时也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

      王荷波的革命活动使敌人坐卧不安,他们暗地里策划要对王荷波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了情报,指示王荷波迅速离开浦镇。转移前,他在浦镇后河上的一条小船上召开党支部会,对这次罢工斗争作了总结。他说:“这次罢工斗争,我们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党的威信,标志着工人已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上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他又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后的重担要靠同志们来挑。这次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天大的困难,只要我们依靠工人兄弟,都能得到解决。”会上,选举了张振城为浦镇党支部负责人兼工会会长。会后,王荷波通过老乡的关系,乔装成海军士兵,乘军舰离开浦镇到上海,他的妻子也回到南京武定门小心桥的娘家。他又把男孩王夏林送回福州老家,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处。当时,铁路工人总结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正筹备组织五路(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联合会,王荷波全力投入了这一工作。他先到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帮助工人在俱乐部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展工会。随后,又秘密往青岛与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的工人联系。按当时的习俗,木匠、铁匠、油漆匠等行业都有本行业的祖师,每逢祖师生日,工人们就请戏班唱戏。四方机厂的钳工郭恒祥利用这一习俗联络厂里工人,组织了“圣诞会”。王荷波到四方机厂时正赴上“圣诞会”活动。他对工人积极分子说:“‘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这是迷信思想,但不管通过什么形式,能把工人组织起来也好。”王荷波又找了好几个“圣诞会”的头头谈心。他说:“现在你们组织了‘圣诞会’,这里有铁匠、木匠、油漆匠,行不同心相同,好比三兄四弟,应当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他还说:“你们制会章、戴银牌、唱戏,可是,千条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现在别的城市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你们搞起了‘圣诞会’,不论名目如何,都应当为工人谋利益,同统治者抗争。”在王荷波教育下,郭恒祥等人团结群众,把原来带封建色彩的“圣诞会”组织改造过来,成立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图书室,这为四方机厂建立工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王荷波从山东一回到南京,就被反动军警盯住了。军阀齐燮元立即派人逮捕了他,并下令将其押回原籍办罪。路经上海时,王荷波机智脱险,很快地又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取得联系,参加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三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7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9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王荷波任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中兴路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1923年下半年,他除了与邓中夏、徐梅坤等人共同负责杭州、宁波、松江、无锡等地区的建党工作外,还兼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工会及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他曾在无锡和上海吴淞、高昌庙等地举办工人夜校,并指导工人群众成立工会组织。有一次,吴淞铁路工人的监工蛮横殴打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工人谭学厂,激起了公愤。王荷波赶到工厂,以谭学厂师父的身份参加工人会议,支持和指导工友们争人权的斗争。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因势利导地发动大家组织工会。他说:“我们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如果没有团体,就很难保将来不发生殴打工人的事。”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争相讨论成立团体的办法。在一个月内,他多次深入吴淞铁工厂,加紧发动工作,积极筹备成立了工会和团支部。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任工人农民部办事员,为坚持共产党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在选举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雇了一批流氓、打手,企图抢占主席台,制造武斗,破坏选举。王荷波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工人纠察队,站岗放哨,严密控制会场,挫败了右派的阴谋,保证了选举的圆满成功。2月,在筹备“二七”周年纪念时,王荷波以劳动组织书记部上海分部代表的身份参加筹备委员会,主持编印“二七”纪念册,印发《京汉工人流血记》等文章,努力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王荷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王荷波从上海赶到北京,与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代表一起乘三等客车飞驰关外。他们按指定行程先到哈尔滨集中,然后经满洲里转赴莫斯科。6月,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万诺夫)参加了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王荷波认真阅读文件,积极发表意见,并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代表会结束后,他又同罗章龙、姚佐唐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会后,王荷波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和孤儿院,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每当他回忆起苏联之行时,总是兴奋地说:“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象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还学习苏联的经验,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后改名为互济会),救济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和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

      1925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根据中央的决定,他与罗章龙共同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同年2月,王荷波在郑州主持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他积极主张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教育训练工会干部,保护工人切身利益。3月,王荷波来到南京,同恽代英一起主持召开国民运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讲,号召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反对段祺瑞政府。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从北京传来后,他又参与组织追悼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5月初,他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在南京,他参加了在鼓楼广场召开的反对英货运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奋起斗争。他还深入英国人办的“和记洋行”,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这家洋行食品厂的英国厂长蓄意挑拨江苏、广东、湖北工人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工人队伍。他针对这种情况,向工人阐述无产阶级团结一家的道理,揭露英国厂长的罪恶勾当。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解决了工人内部的意见分歧,促进了工人间的团结,使那里的工人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在王荷波的发动领导下,“和记洋行”工人进行了长达40天的罢工,狠狠地打击了英国资本家,这里遂成为当时南京工人运动的中心。

      1925年6月,王荷波带着妻子、女儿来到郑州,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员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这一时期,他与王若飞、张昆弟、李震瀛等共同领导了河南省的工人运动。郑州有一家中日合办的拥有5万纱绽的豫丰纱厂,因经理穆藕初规定对女工实行搜身,又在月薪上制造新老工人的矛盾,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会召集全厂5000余工人开会,向厂方提出12条要求,厂方对工会的要求置之不理。王荷波组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增添2个条件: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不得开除热心办工会的工人。同时,他又发动京汉、陇海2铁路的全路罢工,支援纱厂工人的斗争。十几天后,厂方去安阳、淇县雇来流氓200余人,并以重金收买百余名,企图以武力强迫工人上班。8月20日下午,流氓、厂丁四处殴打袭击赤手空拳的纱厂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伤70余人,重伤9人,打死工人韩玉山、王长保,并捣毁纱厂工会,劫取各地捐款2000余元。在王荷波、王若飞等人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会通电全国及赤色职工国际要求声援,并决定对豫丰纱厂实行煤、棉、纱、布“四不运”。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卡住了穆藕初的脖子,迫使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并给两名被害工人的家属各付了3000元的抚恤金,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候,河南已经成立了3个铁路工会(京汉、陇海、道清),3个煤矿工会(焦作煤矿、安阳六河沟煤矿、新安民生煤矿)和3个纱厂工会(郑州豫丰纱厂、安阳广益纱厂、卫辉华新纱厂),它们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此外,开封兵工厂、铜元厂和全省各地的一批小工厂也都已成立了工会。王荷波分析了河南的工运形势,主持召开多次会议,积极筹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终于在郑州召开,王荷波以全国铁路总工会来宾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省总工会成立后,王荷波考虑到开封是河南省省会,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因此提议将省总工会设在开封。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样,省总工会就在开封南关外省邮政局对面建立了会所。王荷波关心省总工会,常到开封检查指导工作。当时,肖楚女正在开封主编《中州评论》,王荷波多次到肖楚女那里研究刊物问题,提供工运情况,促成《中州评论》出了职工运动专号。王荷波还深入焦作、安阳、卫辉、信阳、洛阳等地了解情况,对如何发展基层工会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他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常到基层去,和工人同吃同住,把工作做到铁路沿线的道班里去。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

                                  四

      1926年2月,在王荷波的主持下,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从18条铁路线的14万名铁路工人中推选出的代表齐集一堂,盛况空前。3月,王荷波来到大连,在大连工会委员长傅景阳的陪同下,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各站的工作,了解了南满铁路各工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表示支持召开南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南满铁路总工会。4月,王荷波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他来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5月1日,王荷波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参加制定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总策略,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7月,王荷波与李维汉、项英、王若飞等在上海闸北区横滨桥附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为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做准备。王荷波全家以“乔迁志喜”掩护这次会议的召开。7月12日至18日,王荷波参加了中共四届中央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8月,王荷波任全国铁路工人运动中央特派员,常驻铁路总工会。

      1926年秋至1927年春,王荷波接受党的委派,先后多次回到福州,指导福建党的工作,布置策应北伐军入闽。他协助整顿了中共福州地委,并和同志们商讨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的问题。他指导福州地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发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遴选优秀共产党员组织成“党团小组”,参加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工作,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分子的支持、合作。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王荷波在福州剑池后义务小学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要求全体党团员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国民党各种组织中、在各条战线上起领导核心的作用,要求党团员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支援北伐战争。王荷波十分重视发展福州地区的工运和农运,指导地委同志们派人把东、西、南、北门外四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又带领地委同志深入基层,发展工会组织,同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策应北伐军入闽,王荷波福州之行肩负着一项特别的使命,即做马尾海军的“策反”工作。他奔波于福州、马尾之间,出入马尾“海军联欢社”,通过海军政治部主任林植夫做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一舰队司令兼马江要塞司令陈季良的工作,争取海军实力派。他又利用四弟王大华、五弟王凯在海军工作的有利条件,联系下层水兵和造船厂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发展他们入党,在海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26年10月,北伐军东路军入闽,盘踞在福建的北洋军阀周荫人的部队节节败退。11月下旬,王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国、共、海军三方在马尾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王荷波极力宣传北伐的大好形势,敦促马尾系海军当局“保卫桑梓、为民造福”。在王荷波的努力下,与会三方终于统一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会后,杨树庄、陈季良调动海军主力,配合北伐东路军部队,成功地把周荫人所属张毅部万余人堵截在闽江南岸的瓜山一带,并乘势将其消灭。福建省防司令李生春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投降,北伐东路军顺利进入福州城。

      北伐军进城后,福州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王荷波的指导下,中共福州地委组织领导了柴井医院罢工、控诉“万童坑事件”以及针对教会学校的问题进一步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等反帝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王荷波又广泛接触和联系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他尤其关心青年,细致地向青年学生了解学校的情况和他们的思想,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积极为革命工作。他特别提醒大家,在好形势面前要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要看到道路的曲折、任务的艰巨,千万不能丧失警惕。1927年春,王荷波出席了拥军联欢大会,并在大会的讲话中热情祝贺人民取得的胜利,提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希望。

      1927年3月,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工作,领导革命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挑衅,同反革命分子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40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右派分子等7个条件,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对此,反动派马上疯狂反扑,情况更加危急。3月18日,王荷波奉命离开福州,他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前往上海。

      北伐时期,王荷波仍是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常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开会、研究工作,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亲切的称他为“大哥”。王荷波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具体负责南市区的工作。他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通过“新海军社”这一士兵群众组织,在海军中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鼓动海军支持起义,为工人争取到了大批的武器。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经他说服,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脱离北洋军阀,指挥参加起义的“建威”号、“列字”号等军舰炮轰孙传芳的龙华司令部和高昌庙兵工厂。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王荷波刚从福州回到上海,就在周恩来、罗亦农等统一领导下投入战斗。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为了防备帝国主义派遣军舰进行武装干涉,阻止北洋军阀海军舰队的南下进攻,王荷波随即奉命前往吴淞,帮助已站到革命阵线来的驻沪海军加强吴淞口的防务,以保障上海的安全。

      正当人民欢庆胜利之时,蒋介石却在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3月23日,蒋介石密令白崇禧加速进军上海。4月11日,又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实行大屠杀。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以冒充工人的青红帮流氓突袭工人纠察队,接着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上海总工会武装纠察队的枪支。部分工人起来反抗,遭到了杀害。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急从“新海军社”赶往上海总工会,但中途被国民党士兵扣住。正在危急之时,恰好他的表弟、海军副营长黄桐藩路过发现,设法巧妙地解救了他。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路“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提出发还枪械、肃清流氓和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号召进行总同盟罢工。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遭到反动军队的机枪射击,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上海。4月22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去汉口。

                                   五

         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上旬,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在汉口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荷波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5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北方局下辖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和山东等省、区各党部。8月中旬,王荷波随中共中央回到上海。9月,动身前往华北。22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主持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王荷波、蔡和森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以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决定。省委认为玉田县的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准备以玉田为中心,组织冀东农民武装暴动。于是,王荷波途经唐山,于9月底来到玉田。当时,玉田县有共产党员近200人,建立了20多个支部,全县有一半的群众已经组织了起来,党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是举行暴动的有利条件。但是,这里新党员多,他们还缺乏斗争的经验。王荷波一到玉田,就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在冀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向大家分发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他在会上提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叛变革命,使北伐战争和南方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究其原因,除敌强我弱外,更主要的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前途。在列述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王荷波说,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新军阀,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他还针对玉田县的情况,提出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玉田等县的意见。会议最后作出了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首先打下玉田。会后,王荷波到郭家屯、果各庄、珠树邬等村庄去,召开农会干部会或支部党员会,宣传革命形势,要求他们掌握枪支武装,扩大农民自卫军,打下京东四县,为建立工农政权作好准备。10月10日,根据王荷波的意见,县委利用纪念“国庆”的名义,在玉田县城东关搭起高台,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玉田以及邻近的遵化、丰润、蓟县等县的万余农民携带各种武器举行了示威游行。王荷波检阅了整齐雄壮、斗志昂扬的农民武装力量,十分高兴。他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你们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不容易。这里真有点海陆丰和湖南的景象!只要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去做,相信你们的武装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在玉田的十多天时间里,王荷波帮助中心县委具体研究、制定了京东4县武装暴动计划,并为实施这一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10月中旬,王荷波离开玉田。10月下旬,这里就爆发了农民暴动,14000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很快地攻克了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派的武装,并准备成立县革命政府。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玉田农民武装在坚持了2个多月的战斗后终于失败了。然而,王荷波为之付出心血的玉田暴动,作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先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王荷波离开玉田后来到了天津,随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的工作。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盘据山西的军阀阎锡山正展开火并,王荷波抓住时机,秘密建立了北京总工会,迅速发展会员,并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的计划。正当王荷波大力推进革命工作之时,工会机关却因工人在散发传单时不慎被巡警捕获而突遭搜查,一些人员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0月18日,王荷波不幸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中共北方局和北京市委18名领导同志相继陷入敌手。

      初审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籍贯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王荷波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他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让他们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反对军阀张作霖担心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下令杀害王荷波等人。1927年11月11日深夜,北京城阴霾蔽空,军阀政府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几辆刑车从南往北疾驰而去。刑车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猛然停住,王荷波等18人被从车上押了下来。王荷波虽被折磨得骨格嶙峋,却仍目光炯炯,面对敌人的枪口,屹立不跪,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慌忙行刑。王荷波壮烈牺牲了,时年45岁。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就想到了王荷波烈士,说他是18烈士之首,应该得到人民的纪念,要重新安葬烈士的遗骸。当时,北京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根据当年目睹者的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了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从而收殓了烈士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18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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