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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郁达夫与福州抗日救亡运动
  • 2013-12-27 来源: 作者:宋建新
  • 今年12月是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日子。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印尼武吉丁宜郊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来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6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并主持出版《建民国刊》,同年11月应陈仪之请,以采购印刷机和讲学为名赴日本,看望郭沫若,高谈回国共赴困难。1937年2月重回福州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全力以赴投入了福州抗日救亡运动,为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发起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
      “七七”事变后,福州大地抗战热潮迅速形成,站在福州抗日运动前列的是文化界进步人士。1937年春夏,郁达夫介绍进步作家楼适夷、杨骚、董秋芳等人来福州工作,为福州文化界救亡运动准备了骨干力量。之后,郁达夫等左翼作家联合榕城文化界人士,在党组织支持下,发起组织文化界抗日团体。
      1937年10月17日,在福州科学馆大礼堂举行“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成立大会,并同时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会上,郁达夫首先发表演讲,指出大会的双重意义,指出“在这一年中,我们已经发动了强烈的全面抗战,整个的民族怒吼了,这是先生所期望的”。提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庚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文救会”由郁达夫任理事长,董秋芳为秘书,杨骚、陈学英等为常务理事,杨骚任编委主任。“文救会”下设外勤记者分会、美术家分会等,同时建立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歌咏团等工作团体,分赴街道和近县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中还发起“十万封慰劳抗日将士信运动”等活动,“文教会”的成立,标志着省会福州的文化界人士已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笔为武器,英勇地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疆场。
      在“文救会”的积极鼓动宣传下,福州抗日救亡运动颇有声色。正因为“文救会”在抗战初期站在抗日运动最前列,且影响巨大,使国民党当局煌煌不安,诬陷“文救”负责人“口头救亡,心存阴谋”等等,面对责难,郁达夫和战友们在《救亡文艺》上以显著位置发表《我们的态度》,表示“对于站在同线上的文化人,不怀丝毫恶意,亦不愿发生任何磨擦,以致背共同救亡主义”,并指出“值此大难当头的时候……还忍作箕豆相煎的事么?”他们大义凛然的态度显然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久便下令省保安处出动军统特务,以“文救会有共产党活动”为借口,进行威胁恫吓。12月13日,郁达夫愤然登报辞去“文救会”理事长职务,以示抗议,接着董秋芳、杨骚、许钦文等五位常务理事也相继登报辞去理事之职,以示抗议。至此,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于1937年12月停止了活动。然而,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未停息,而是继续向纵深发展。
      二、创办“救亡”刊物
    抗日救亡刊物是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为了扩大抗日宣传,郁达夫利用自己在政府任职、且与主持闽政的留日同学陈仪的特殊关系,于1937年10月26日创办了“文救”会会刊——《文救周刊》。该刊由郁达夫、杨骚等“文救”会编委会主编,作为福州《小民报》的一种副刊。至11月11日出版三期后,为更广泛团结抗日力量,《文救周刊》编委与附在《小民报》上的几个文艺周刊同仁商议,决定合并各周刊,创办日刊,取名为《救亡文艺》。11月15日,《救亡文艺》在《小民报》上创刊,由郁达夫、杨骚任主编。这时左翼著名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即应郁达夫之邀来榕,担任“文救”编委会委员和该刊责任编辑。《救亡文艺》办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力,是抗战初期福州文艺界较有影响的一个刊物。《救亡文艺》问世后,更加明确而有力地提出“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的宗旨;号召“人们拿出笔杆当武器,构筑思想国防”,跟民族敌人作持久的殊死斗争,大力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不分党派,团结一切抗日爱国人士,发动群众,一致抗日的立场。郁达夫“号吹在前”,平均每两天就撰写一篇文章,楼适夷、董秋芒等则以评论、杂文、散文、新诗歌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参加战斗。《救亡文艺》从1937年11月15日创刊至12月4日被迫停刊的二十天时间里,共出20期,发表文章作品七十一篇。使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生气蓬勃,充满战斗气息。然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保安处对《救亡文艺》极为惊慌,他们先是公开造谣攻击《救亡文艺》别有用心,后又出动保安特务持枪闯入设在福建民报社的《救亡文艺》编辑部,要抓责任编辑楼适夷,并责令《救亡文艺》停刊。12月4日,《救亡文艺》被迫停刊。
      三、提倡救亡文化
      革命文化,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总战线中一条十分必要和重要战线。1936年2月4日,郁达夫来到福州,提倡救亡文化,提出“文学是社会上部机构中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一块基石,社会的共通目标”。抵闽10天,即2月15日,郁达夫就在青年会,向千余文艺青年作了《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演讲,提出了“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心……” 9月24日,郁达夫在给《回声》周刊题的《祝辞》中又写道:“《回声》同仁,在过去曾有不少的成绩,希望将来更能够突飞猛进,为复兴民族的先驱”。10月10日在“文抗”双十节特刊之首,郁达夫写了《双十节感言》一文,指出文化界“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劳农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10月28日,在《小民报•文救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化界的散兵线》一文指出:“文化人在抗战期间,凡一国民所应做的事情,他都应应该去做,……此外因为是文化人之故,知识较一般人为高,头脑也比一般人有组织,所以还要负起文化人的特殊任务:一宣传、二组织、三教育群众,最后,才是弄笔杆,做文章”。向文化界同仁提出了共同教育和组织群众,投入救亡活动的主张。为福州文化界同仁指明文化发展的方向。在郁达夫的倡导支持下,福州文化界进步、爱国人士创办了众多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陈学英、林心平等创办了文艺月刊《平凡》、《回声》同仁和俞棘创办了“瑰  诗社”,话剧爱好者组织了“民众剧社”等等,发出了在民族危机之间,救亡工作应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的呼吁。而且,这时许多报刊上纷纷出现了倾向性比较鲜明的文章和作品,这对于推进福州文化的发展,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亡
      郁达夫在福州三年间,撰写了大量政论和杂文等文章。呼唤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这些文章作品,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在《救亡文艺》刊物,郁达夫发表了《文化界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等15篇政论。如1937年11月3日,当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再次开会之际,为了使人们抛弃对该会所抱的幻想,郁达夫在该刊第二期发表了《九国公约开会》一文,严肃指出:“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只算是尽了人事,决不可有依赖之心。所以我们还要加紧团结,加强抵抗。要知道我国不成焦土,便成仇土,我人不为烈士,就是倭奴,生或死,存或亡,路只有两条,决无和平妥协的第三条路介在其间!”。与此同时,在福州其他地方各报刊郁达夫也写了大量政论和杂文,宣传抗日救亡。如在《小民纪念九•一八特刊》上写《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一文指出:“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进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勇而挡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死则如泰山,敌死则如鸿毛之不如。精神团结,持久振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乎”。洋溢着爱国热情,宣传抗战必胜。郁达夫还以诗词等各种文学作品体裁来表达他爱国之心,救亡之忧。如在一次福州新闻界的宴集上,郁达夫当众题书:“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此外,郁达夫还到福州青年学术研究会、福建学院、华南文理学院、协和大学、职业学校、福州电台和格致中学发表了关于文艺问题和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的讲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对一些对抗战持怀疑态度和忧郁心的人们。郁达夫曾三次到福州电台作播音演讲,其中一次用日语播音《告日本国民》,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从而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促进了抗战救国运动的发展。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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