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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事变
  • 2013-12-31 来源: 作者: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十九路军,面对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推动下,从国民党营垒中分裂出来,联合李济深、第三党等一部分抗日反蒋势力,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他们于1993年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相抗衡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向着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事变策划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合作关系。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与决议,对十九路军等中间势力继续采取排斥、打击的关门主义策略,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又由于事变策划者在政治上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军事上进行错误的战略部署,致使事变在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军队猛烈进攻下迅速失败。福建事变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加速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进程。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
      早在十九路军入闽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其就有过某种形式的联系,并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十九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之一部,北伐战争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他们遵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影响和配合下,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他们扩编为第十一军。当时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第十师中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其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和全团官兵都是共产党员,廿八团、廿九团亦有不少共产党员,如徐石麟、朱恶紫、于以振等。    
      大革命失败后,第十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曾一度加入“八•一”南昌起义军的行列,师长蔡廷锴任起义军参谋团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和左翼总指挥等职务。在起义军南下时,该师离开革命队伍,于八月四日在江西省进贤县城关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从此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成为新军阀混战的工具。    
      1930年8月中原大战期间,第十一军的第六十、六十一师改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一至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时,一些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潜入该部队,如郑乃之(原名郑雄冠)、郭隐(后改名刘突军)等。他们互相联系,开展零星活动,曾“在江西几次兵变计划不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阐述了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各地学生开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日宣战;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直接或间接地向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国民党营垒中的抗日反蒋情绪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酝酿着“盔宁都起义”。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在接到日寇侵占沈阳的电讯后极为愤概,翌晨即集合本部宣布来电,“各官兵无不愤激动容”。
    9月25日,红军领袖们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书》,号召国民党军队团结起来,掉转枪头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也在驻地和行军路上张贴、刷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不对内”、“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在中国共产党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十九路军三万余名官兵曾在赣州体育场的阅兵式上集体宣誓:“反对内战”、  “团结抗日”。
      1931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国民党广东派孙科、陈铭枢等也曾声言与共产党、红军妥协。作为“宁粤合作”条件之一,十九路军被调戍京沪一线。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处处“寻衅”商店被滋扰,人民被侮辱,并派兵舰飞机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十分愤慨。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议共同誓死保卫上海,积极准备抵抗,尽“守土之责”。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武装进攻上海,十几路军爱国官兵无视蒋介石的不抵抗禁令,奋起抗战。他们在上海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坚持抗战三十三天,给日军以重创,迫使侵略者三易主帅。 
      淞沪抗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举国振奋。中国共产党派了少党员加入十九路军与军内的地下党员接通了关系;并派潘汉年为代表,通过公开身份为十九路军政治干部地下党员梅龚彬与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但未成功。此时上海地下党还通过“反帝大同盟”、“反日救国会”等外围组织和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发动了全市反日大罢工,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通讯队、运输队、募捐队等,有的担任后方勤务,有的直接配合作战,给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触犯了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政策,为蒋介石集团所不容。战前,蒋介石曾通过何应钦压制十九路军领导人“要忍辱负重”,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撤出防区,由宪兵第六团赴闸北接防。抗战期间,蒋汪合作,一面严令前线部队“不得任意射击”,航空队“对日海军决不抛炸弹”,“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一面乞请国联与日军沟通谈判。“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立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肃,始则试图肢解该军,遭多方反对;继则调其入闽“剿共”,以除京沪地带的心腹之患,并企图利用红军之手消灭十路军。蒋介石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和排斥异已的狠毒用心,使十九路军开始从拥蒋转向反蒋。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建立一定程度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
                           (二)
      1932年6月8日,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乘海轮在福建泉州湾秀涂港登陆驻扎泉州地区;第六十师和七十八师也相继在厦门、龙海一带登陆,驻扎漳厦一线。7月6日,驻闽绥靖公署筹备人员抵榕。8月13日,十九路军补充旅由广东乘海轮开进福州。12月6日,蒋光鼐正式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出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十九路军入闽后开始酝酿反蒋计划,拟把福建建成抗日反蒋基地。为防范蒋介石控制的蓝衣社(复兴社)渗透,秘密成立了改造社,并清洗蓝衣社在闽组织的成员,枪决首要分子,以绝后患;革除弊政,如废除苛捐杂税,采取各种措施以解决陈国辉等福建境内大小军阀的割据;通过收编张贞等地方杂牌部队,以扩充军事实力。同时,他们仍受蒋介石的驱使继续“剿共”,派兵进攻苏区和闽南游击区,在军内外捕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福州还发生公安局长邱兆琛枪杀率领群众开展肃劣运动的共产党员郑维新的事件。
      面对入闽后的十九路军,中共中央坚持共产国际在淞沪抗战中关于“争取士兵群众”反对“高级军官”的指示,采取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6月21日,党中央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提出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的主张,要求福建党组织训练干部以“领导与组织士兵日常斗争与哗变”。福建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站在与十九路军敌对的立场,开展一系列斗争活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6月25日的《“八一”工作决议与七月份工作计划》中提出:  “加强发动士兵的斗争和组织革命的兵变”、“十九路军的六十师和五十六师、省二旅,要各发展一个支部和两个群众组织”、“要举行一个士兵运动周”。又于10月15日的《市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议案》中强调:“兵委要立即建立健全起来”、“特别需责成莆田注意十九路军”、“要更有计划地大规模的积极去组织进攻红军的部队的兵变”。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也于7月23日作出了《对兵运问题的决议》。潜伏在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经福州地下党的介绍,与厦门中心市委接通了关系,在闽南、闽西一带大力开展“抗日军队不打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工作。
      1932年底,针对十九路军反共、反人民的行径,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外,在政治上亦予以揭露。党中央发表《为十九路军反动长官屠杀和活埋英勇抗日士兵告上海工农劳苦群众书》,闽粤赣党、团省委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书》,福州中心市委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十九路军来闽残杀“自已的同胞兄弟”的罪行,号召士兵“拖枪当红军”。福州、厦门两地中心市委还领导反帝同盟、互济会、肃劣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检查日货队等群众组织,以罢工,罢市,集会等形式,举行“八•一”、“九•一八”、“十月革命”、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和“广暴”等纪念活动,以及抗议“郑维新事件”、支援人力车工友和年关斗争等。
      1933年初,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告急。为反对日寇入侵华北,戳穿蒋介石制造“红军扰乱后方”的反共宣传。1月17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和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接着,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宣言》、《通电》、《公开信》等文告中,反复重申“共同抗日三条件”,2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发出《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给各地的指示》,传达了“共同抗日三条件”,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散发和宣传,“要把用这一口号去发动广大士兵的革命兵变,特别是对进攻闽西北的十九路军和五十六师等中心部队进行宣传”。福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对蒋介石不顾华北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卖国行动,开展各种抗议活动。福州中心市委发出了“组织援助热河后援会,成立福州民众义勇军,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恢复肃劣会彻底检查日货”的倡议。3月18日,地下党领导的“福州民众剧社”在集会公演和化装游行之后,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日商“美德洋行”,烧毁坞尾鱼行的日货。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共同抗日三条件”看成“只是对群众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但客观事实表明,“共同抗日宣言”在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十九路军领导人“获悉之后,寄以新的希望”,感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要求的影响下,不仅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中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并多次向南京政府请求出兵援助热河、华北。3月25日,他们自行组织了两个纵队的援热先遣军”,取道广东、湖南北上抗日。
      5月下旬,蒋介石与日寇密商,图谋出卖华北、平津。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予以揭露。同日蒋光鼐、蔡廷锴亦通电指责南京当局“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死耳”,“倔辱的妥协,偷安旦夕势必至于亡国”。丧权辱国的《唐沽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文告严辞抗议,福建各地群众和十九路军亦纷纷集会,通电指出:“言和者乃自绝于国民,国民亦必群起而诛之”,痛斥南京当局“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十九路军的崇论宏议不仅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北上的“援热先遣军”也于途中被严令返闽。这一切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公开发动一场抗日反蒋运动。
    6月间,从欧州考察回国的陈铭枢入闽,与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在福州于山的补山精舍内秘密开会,“决定了发动反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西南—广东、广西、福建大联合反蒋;中策是如广东不同意就联合广西共同解决陈济棠,夺取广东为根据地来反蒋;下策是如果上、中两策都行不通,最后则联合红军反蒋”。随后,他们积极与粤桂联系,均告失败,摆在面前的只有联共一策。这时虽然他们内部意见尚未一致,但在领导层中联共意图已渐趋明朗。
      1933年6月13日,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团在《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中提出:红一方面军分兵作战,以一部组成“东方军”,先以宁化、清流为总方向,再以将乐、邵武为总方向,转入江西后与另一部组成的“中央军”会师抚州,挺进南昌,最终夺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7月1日,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正式组成,2日由江西东征福建。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的直接指挥下,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瞎指挥,连战皆捷,不仅狠狠打击了卢兴邦、刘和鼎等国民党杂牌部队,而且在连城的朋口、延平的芹山两个战役中,消灭了十九路军主力部队达四个团。十九路军“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  “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而蒋介石对此“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使十九路军面临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不容,“剿共”将为红军消灭的严峻局面,蔡廷锴等人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此间陈铭枢曾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协商,先后派朱蕴山,梅龚彬,彭泽湘等在刘伯垂、刘叔模的配合下,通过上海地下党与中共中央联络,但是上海中央局采取排斥其他抗日力量的态度,致使这些联络毫无结果。到了东方军威迫福州时,十九路军领导人遂急派陈公培找红军联络。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中央红军主力分兵作战,采用两个拳头打敌人的错误战略,致使国民党反动派有机可乘。9月间蒋介石军队开始进逼黎川、合击广昌,中央苏区北线局势日趋严峻。9月13日,周恩来等人提出东方军要立即“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保卫中央苏区。因此,当陈公培于9月22日到达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王台(位于南平市西20公里)时,党中央迅速作出反应。9月23日凌晨l时,中央局致电要求朱、周、彭、滕在同十九路军谈判时,提出停止对苏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保证反帝运动与反帝组织之自由,发表反日、反蒋的政治宣言等谈判三条件。当天,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的指示与陈公培进行谈判。陈除了详细叙述来意外,当即同意了谈判的三条件,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双方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疆界,并希望保守谈判内容的秘密。会谈后,双方各自电告后方。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要求朱、周、彭、滕向对方表明,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反蒋战斗中亦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同时强调勿因谈判妨碍红军的撤兵,并不要向对方暴露红军的企图。随后,彭德怀给蔡廷锴写了一封信,请陈公培转达。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同红军合作的举动,表示欢迎,对十九路军以往反共压迫人民的错误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并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直接谈判。王台会谈成功,双方军队在延平前线进入休战状态。27日,军委命令东方军结束东线战斗,分左右两纵队返回泰宁集中。    
      十九路军领导人根据彭德怀等人的建议,决定派徐名鸿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央苏区与我党中央谈判。10月下旬,徐名鸿等人到达瑞金,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谈判工作,并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其具体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10月26日,潘汉年和徐名鸿草签《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协定指出“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协定共有1l条,就政治、军事、贸易、外交等问题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并作出“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同意”等规定。《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同抗日宣言”后,与国民党军队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的草签并立即生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形成了初步合作关系。
                          (三)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草签以后,双方都努力排除来自内部的某些干扰,去履行防定的有关规定。    
      根据《初步协定》第一条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等规定,11月下旬,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张云逸、闽西苏区代表方方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进行谈判。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由正式条文17条、附约4条和备忘录所组成),对军事疆界线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和人员来往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此间,毛泽东曾接见陈小航等谈判代表。    
      根据《初步协定》第六条关于“初步协定签定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年互驻”的规定,10月底,党中央即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随十九路军谈判代表徐名鸿、陈公培入闽,经龙岩、漳州、泉州,于11月上旬到达福州,秘密住在绥靖公署内。同时,还派黄火青(化名黄一青)为潘汉年的秘书赴闽,行前,刘伯承、邓颖超曾分别找黄谈过话。潘汉年、黄火青抵榕后,对福建事变前后的情况作了考察,多次将情况电告中央。黄火青还根据党中央电示回瑞金向邓颖超等人做详细汇报,后被改任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龙汀省领事,派往漳州。潘汉年驻闽期间,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还通过我方情报人员梅龚彬以及陈公培了解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内部动态,做了一些推动事变领导人的工作。以后,工农红军又派张云逸“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入闽,协助潘汉年等人工作。l 934年1月上旬,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十九路军派尹时中为全权代表抵达瑞金,曾应邀列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    
      根据《初步协定》第二条关于“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的规定,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派“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赖祖烈和副总经理刘秉奎前往龙岩,与闽西善后处负责人陈小航、傅伯翠商谈贸易事宜,从而打通了从闽西苏区到闽南沿海的贸易通道,双方的商人和老百姓可自由交往或进出疆界做生意。后来,赖祖烈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贸易代表到达福州,在潘汉年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1934年初才回到中央苏区。    
      根据《初步协定》第三条关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于12月l日发布《大赦令》指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于12月4,5、7日分3批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包括地下党,团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等数十人。    
      根据《初步协定》第四条关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的规定,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组织了工会、农会、商会、学联、妇联、记联等组织,一些共产党员秘密或半公开地加入这些组织并开展活动,还允许地下党领导的“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公开进行活动,群众性反帝运动迅速发展。当福州公共汽车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资本家斗争时,曾得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    
      根据《初步协定》第五条关于“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规定,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分别在香港、福州、漳州等地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讨论发动事变事宜。李济深、黄琪翔等各方反蒋人士纷纷赴闽。1933年11月20日,“中国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的南校场召开,全国20多个省和海外华侨代表共百余人以及群众、部队数万人参加,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当晚,大会主席团在原绥靖公署开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设首都于福州,以上红下兰中辍一颗黄色五角星为国旗,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22日,政府成员宣誓就职,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任经济委员会主席 (未到任由余心清代) ,陈名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财政部部长,陈友仁任外交部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大会决定将福建省划分为闽海、兴泉、龙汀、延津四个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为了加强反蒋抗日的军事力量,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蔡廷锴任总司令,将原十九路军的五个师扩充为五个军,新组建空军大队、海军陆战队等,招抚并改编了省内的一些民军。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主张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建“生产人民党”,建立生产人民政府,使之成为“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没收和限制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外资经营企业,实行“关税自主”和对外贸易的统制;在农村推行“计口授田”政策,即在政府的指导下,以乡为单位,就原耕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试图以此实行“耕者有其田”。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由几个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仓促凑合而成,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内部不统一,运筹策划者多是一些旧官僚、政客或文人,还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反蒋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可“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统率全国,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而没有广泛地联合国民党内左派和一切反蒋抗日政治力量或军事集团,也没有与共产党实行真诚、有效的合作,更没有真正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单纯依靠“匹夫之勇”,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孤立无援,必然是很快地垮了台。历史再一次证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他们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游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独树一帜,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挽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然而,福建事变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影响、推动下,面临民族危亡而爆发的一场反蒋爱国运动。它树起新旗号、成立新政府、组建新政党、颁布新纲领,并且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合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国民党营垒中任何一次分裂所无法比拟的。
                            (四)
      福建事变前后,在是否同十九路军谈判并与其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上,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层中存在着分歧意见。    
    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者把十九路军等国民党在野派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击中间党派,直至打倒一切同盟军。他们坚持认为,我党的抗日三条件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少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那不过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而已”。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认为,十九路军不管有什么打算,但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该积极支持,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中,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张闻天曾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即使我们同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与相反的政治立场,即使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是愿意同他们订立非战的战斗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这种妥协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容许的。”“在我们苏区,则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妥协,来流通我们的商品,来集中更多的力量来对付主要的敌人。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  
      经过一番争论,“左”倾路线的领导才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并草签了合作协定。面对形势的变化,在《初步协定》草签刚几天,中共中央即于10月30日发出《致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提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强调“同时我们要无情的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他们企图在策略上拒绝民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必须的统一战线,或者不顾事实,不顾群众当时的觉悟与情绪,而简单的并主张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无论这种‘左’倾掩盖在如何‘革命’的词句之下,实质上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后还告诫福建全党同志,“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对右倾、反对‘左’倾的思想斗争,是推行中央正确指示的一种重要的武器。”在这封长达万言的指示信中,有不少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对发展福建反蒋抗日斗争及与十九路军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开会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带着党中央10月30日的信,偕同全总驻闽代表宗孟平等人,先抵厦门召集市委和工会会议进行传达,后回到福州。此间,原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谢小梅夫妇奉命化装入闽秘密与潘汉年等联系,并推动福建地下党开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他们先后到达厦门、福州分别召开两地中心市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对福建的指示:(1)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开展反蒋抗日宣传;(2)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3)争取政治犯的释放。直到福建事变失败前夕,他们才接到党中央来信,经厦门、龙岩,回到瑞金。    
      福建事变爆发之初,福州党组织对此捉摸不定,在未接到中央来信之前,还是根据以往“左”的路线,采取反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策略,说这个事变“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而来的一个新的欺骗”。因此福州中心市委地下刊物《工农报》先后登载了《“苏维埃”还是“人民革命政府”?》、《什么是“人民革命政府”?》、《在抗日反帝幌子下投降帝国主义的把戏》等文章,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说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只新走狗”。厦门地下党及其所属的漳州、安溪等党组织也撒传单、贴标语,采取反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斗争策略。    
      收到中共中央10月30日来信后,福州中心市委召开多次会议进行学习讨论,认识到并检查了市委对于此次福建事变的分析与工作的布置,犯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开始了我们工作的转变。    
      1934年1月2日,福州中心市委召集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信,检查工作,并部分改组市委。同时,针对蒋军入闽和蒋机狂轰滥炸,“准备发动一个‘反对国民党飞机轰炸、援助十九路军士兵反国民党战争委员会’”。    
    当蒋介石飞机轰炸福建各地时,厦门中心市委发表《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飞机队轰炸泉州、沙县的群众告闽南群众书》,并于12月24日在公园公开召集反对蒋介石飞机轰炸漳州泉州的群众大会。    
      福建事变期间,福建各地革命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下的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建事变前夕举行了甘棠暴动。1933年底,获释出狱的马立峰、范式人等被派回福安,加强领导力量。党组织就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1934年1月上旬占领了赛歧,并领导群众举行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了我们武装力量,成立了闽东红军独立团。“在lO天内消灭了30多处反动民团,壮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拥有了三、四百支枪”。“当各地旧政权被推翻之后,福安、连江、寿宁、宁德、霞浦、柘荣等地都先后成立起革命委员会。同时1933年底和1934年初,又相继成立了福寿、安德、福霞等边委”,“游击区域从寿宁到福安有三百多里”。    
      在此期间,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县红军负责人范铁民被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委任为闽浙边委农民自卫军指挥。范铁民部二、三千人在闽变后于泰顺、庆元各地对蒋军曾抵抗月余,对通电归顺的陈齐瑄部起牵制作用。   
       在十九路军解决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后,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下的连江县委挚织游击队将透堡(一个重要的市镇)打下,形势的发展非常迅猛。那时我们暂时所占领的区域是五、六、七、八各区,先后解决了一些重镇和沿海一带的乡村,建立了县委苏维埃政府和一百个左右的乡村苏维埃政府,并成立红军第十三独立团。    
      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下的安溪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红军闽南第二支队,在安南永地区积极打击地主民团,游击区域扩大到纵横三千多平方公里,包括十多万人口;游击队发展到三百多人,赤卫队和后备队扩充到近万人。漳州中心县委所属红三团积极打击地主民团,使龙岭等苏区工作先后得以恢复。建立了靖和浦县苏维埃政府,在约一万多人口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在平和县的尤仔石山周围,建立了许多区、乡苏维埃政权,同时,也扩大了游击区。
                           (五)
      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事变策划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无法向纵深发展,双方都负有责任。就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始终对双方的谈判、签约和合作抱着犹豫、怀疑的态度,进行了干扰。他们顽固地把“不拒绝与福建政府订立初步反日、反蒋的协定”看作以便于“在群众的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把双方建立的初步合作关系看作是“在与蒋介石主力进行最剧烈的战斗时至少取得与一个敌人暂时的休战”,作为暂时缓和东线局势,应付北线威胁的缓兵之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双方合作表示否定的态度以后,  “左”倾教条主义者唯命是从,无视客观现实,变本加厉地推行关门主义方针。    
      1933年10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党应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国民党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宣传、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面具应该揭穿的”,并强调“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应该由实际工作来克服”,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团主张采取反对十九路军的策略,认为此策略是“留游击队于他的后方”,“由谈判从各方面扰乱他的计划,瓦解他内部”,谈判的目的“只是现在要推迟与十九路军的作战”。福建事变爆发后,苏联的舆论工具横加指责,认为闽府是“反革命派别”,其目的“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直到福建事变接近尾声时,共产国际在《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意见》的电报中仍坚持其错误主张。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在《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11月18日)、《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2月5日)、《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12月26日)等一系列文件中,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首先,他们认为爆发福建事变“是因为在苏维埃领土的扩大,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之下,帝国主义间的分赃斗争更加剧烈了。而反映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的各派军阀间因争夺日益缩小的地盘而起的冲突,也更加尖锐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着真实的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而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挽救福建的反动统治”。    
    其次,他们论断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福建最近的运动又明显地表明敌人营垒中每个集团都被拉入帝国主义的利益和阴谋之轨道上去”。陈铭枢“至少在客观上起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无可怀疑的是蔡廷锴倾向美国,所以福建军阀营垒中的矛盾也反映出美日间的尖锐的对立”。    
      再次,他们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纲领看成“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对红军历次宣告的抗日作战协定,始终没有诚意接受;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美国,正在做着暗中的买卖;一切,‘农工政权’和‘民主主义’都决不会真正实行”。“不用说它的政纲对于群众的‘允诺’不会实行,就算实行起来,也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形式”。“对于土地革命,他们说什么‘计口授田’,在口头上、纸面上都不敢提起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所谓‘人民生产’的政府无疑问的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仅在政治上无情地揭露、打击福建事变策划者,而且在军事上也不与对方合作。    
      福建事变爆发,从政治上、军事上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惊恐万状,为阻止连锁反应,决定暂停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调动嫡系部队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分兵五路进军福建,镇压事变。11月底至12月上旬,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奉命分别率第二、四、五路军由江西入闽,进攻十九路军。这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正是从这一客观形势出发,毛泽东等人在党内力主实践与福建事变策划者之间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还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在《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中宣布,“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彭德怀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向党中央提出了“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靠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的建议。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突进到苏浙皖赣去的主张是一致的,但遭到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者的反对,被污蔑为“脱离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的人民革命政府的当时存在对我们是有利的”,“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他们认为“红军继续在东线作战是帮助了十九路军,红军绝不能支持十九路军。他们虽也曾于12月13日命令红十军侧击经上绕向浦城移动中的敌人的纵队,红七军团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的敌人的中央纵队;但把主力部队集中去执行弗雷德的“由江西西部出击,除占领南昌外,还尽可能的攻占长沙”的军事讨划,使红军主力辗转于敌人堡垒之中,没有起到阻击蒋军入闽的作用。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争取,1934年1月4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再次由江西转战福建。同一天,我方打电报给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处,告知红军已经出动,请十九路军派飞机几架配合作战,以便迅速消灭蒋军。1月中旬,当红军分别在清流、沙县追上蒋军的两个师时,又电告要求十九路军派一个团守住闽清,以便两面夹击、歼灭敌人。当探知蒋军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的迹象时,红军又通报了十九路军。由于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加上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者的干扰,红三军团入闽后,始终未能有效地援助十九路军。1月上旬,蒋军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古田,逼近福州。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驻闽代表潘汉年、张云逸曾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最后磋商,提出“振起人心,鼓起士气,对付蒋介石”的若干紧急建议,因福建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均无法采纳。蔡廷锴等人决定放弃福州。    
      1934年1月12日晚,十九路军开始沿福厦公路向泉州撤退。13日,由周恩来拟稿,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再次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提出挽回局势的六点建议,由于福建事变策划者的动摇性与软弱性及其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根本无意实施我方的建议,只顾各自南逃。1月15日,蒋军占领福州,接着分海、陆多路向泉州进攻。1月17日,蔡廷锴抵泉,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将部队交第二军军长毛维寿指挥,自己乘飞机经漳州往龙岩。1月21日,毛维寿率部队投蒋,通电表示:  “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十九路军主力四万余人被改编为第七路军(后被肢解)。福建事变宣告失败。此间,随十九路军南撤的张云逸曾对第三军第78师师长云应霖等将领进行劝导,试图策动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等阻止毛维寿的叛变行为,并争取一些部队进入苏区,均未成功。后在云应霖等人的帮助下,张云逸乘小艇经厦门、广东返回苏区。    
      蔡廷锴带领余部四千余人集中龙岩大小池一带整顷,曾拟出路三条:进入江西参加红军,回广东或留在闽西打游击。    
      为了争取十九路军余部,党中央电示正在返回瑞金途中的黄火青去找福建军区独立师政委黄甦,带一个师的兵力赶到大、小池向十九路军余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黄甦在大池与蔡廷锴代表林植夫进行了磋商,因蔡廷锴等人认为现“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怕难以立足”,加上参谋长邓世增危言相劝,故放弃进入苏区打算,将余部交粤军改编。周恩来通过十九路军驻瑞金代表尹时中电请蔡廷锴来苏区时,蔡廷锴已离开福建,经广东往香港去了。    
      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潘汉年经化装与梅龚彬、杨建平、刘叔模等人一起,从马尾乘外国商船去香港,随后折转上海,再由秘密交通护送回到瑞金。潘汉年离榕前夕,布置梅龚彬等人推动福建事变的诸领导人在香港继续开展反蒋抗日活动。尹时中由我方人员护送至闽西蛟洋,由傅伯翠派人秘密送尹经漳州、厦门、乘海轮赴香港。当尹时中离开苏区时,潘汉年交给他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周恩来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殷切希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诸人继续与苏维埃合作反蒋,搞革命。这些工作为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走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道路播下了种子。    
      此时,再次入闽的红三军团于1月25日攻占沙县、2月9日攻占将乐,打击了已投蒋的卢兴邦匪帮。为了阻止蒋军陈诚部进攻中央苏区北线,红三军团奉命于2月18日返回江西。至此,在福建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终结。    
      1934年1月,蒋介石军队刚攻取福州,就把大部分军队调回江西,继续从北线进攻中央苏区。2月,蒋鼐文被任命为国民党东路军司令,其部队分批由闽南窜入闽西,与国民党北路军联成一气合围中央苏区。由于福建一翼失去同盟军,加上“左”倾领导实行的错误的军事方针,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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